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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宽仁那些事儿
2019-08-21 14:58 重庆市人口宣传教育中心
作者:
陈英

 宽仁时期

七月的山城烂漫似火。长江之上,解放碑之中,临江路76号,青色的砖墙,粗大的圆柱,弧形顶的宽大楼门,在临江门古旧的吊脚楼建筑群落里显得格外别致和洋气,院中枝叶繁茂的黄桷树,年年飘香的洋槐花,见证着西医在重庆的本土演绎,记录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重医附二院”)的百年沧桑和世纪蝶变。

作为重庆第一家西医院,历经宽仁、川东、第四人民医院、重医附二院四个转型发展时期,从清朝末年到新时代,从外国援建到援助国外,高擎“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旗帜,肩负兼济人民健康的担当,凝聚不畏艰苦团结发展的磅礴力量,为全民的健康作出巨大贡献。

步入医院大门,一副艺术浮雕格外显眼。重庆山城,耸宽仁医院摩天……擅水陆交通之便,开中西混血之端。医疗保健,教学科研,名播五洲之远,位居三甲之全。采用中国传统古书形式,详细记载该院发展历程的《宽仁医院赋》被制作成一扇巨幅屏风,树立在院区的园林中,熠熠生辉。

博物馆凝冻的历史。要了解医院的历史,必到陈列馆走一朝。走进占地仅200平米的浓缩版“博物馆”,当我面对“宽仁医院”牌匾、第一台医学教具时,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院史本身的深沉厚重,更感受到医者先贤们的雄浑壮烈,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慢慢展开……


建院初期的病房环境

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教会势力的入侵,西洋医学逐渐传入重庆,但阻力巨大。晚清官员保守顽固,对洋人既反感又畏惧。国人更说他们是“长着红眉毛绿眼睛的食人鬼”,避之不及。而当时西医医治对象主要为非富即贵者。曾在宽仁医院工作过的美国医生贝西尔回忆时说,“来诊治的都是军阀官僚”。1886年爆发的反对外国教会、驱除外国教士的第二次重庆教案更是让西医中用败得体无完肤。为此,1883年,第一位来自美国卫理公会教徒克鲁斯(G.B.Crews)的医生来重庆开办诊所,从一开始即注定失败。

1891年重庆开埠,开始容许外国人到重庆通商、传教。这年秋天,卫理公会又派美国人马加里医生(Dr.Games.H.Mecaitney)和一名英国伦敦传道会的医生来到重庆。

起初,马加里本想到重庆传教,但考察一番后发现,这座不小的城市里竟没有一家医院,只有一些小诊所。于是,决定在重庆,为重庆人建立一所医院。

马加里医生首先努力突破语言关,跟随当地老百姓学说重庆话。然后,又从本埠官吏入手,由官方动员官兵看西医。马加里告诉他们,“听诊器不是用于掏心摄魂,血压计并非吸血鬼,温度计仅仅为了量体温” 。一位官兵暴食暴饮患上急腹症,肚子痛得要命,急症室替他灌肠洗胃后康复出院,他逢人便说“西医好!”,一些市民陆续前来诊治。

1892年,重庆第一家西医院落成,取名ChungKing General hospital,中文名“宽仁医院”,取义“克宽克仁 彰信兆民”。内设门诊部、住院部,病房,病床30张。

医院毗邻城墙,俯瞰嘉陵江,位于临江门戴家巷。大门为圆拱形,两旁为八字型照壁,院中掩映着四幢中西合璧式青砖楼房,主楼四层,临江两幢带有长廊或阳台,是当时中国最漂亮的医院,这就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最初的雏形。

因为是教会医院,医院规定,每天上午9点唱诗,讲耶稣福音;还在病房与个人讲道,为病人祷告,有专职的牧师讲道,组织礼拜等。即使是开学术会或者医院的常务会,第一项都是神父主持布道。虽充斥着浓烈的宗教色彩,精心救治,开业当年,宽仁医院就收治男女病人300余名,做大手术上百例,还有不少人前来补牙、拔牙,一位官员镶上一颗时髦的大金牙,笑口常开。

1898年四川东部爆发动乱,波及重庆,殃及宽仁,医院被迫关闭。西医在重庆掀起的小风浪,似要平静,1920年又出现大“反转”。美国西拉库斯大学学生戈登·霍普访问中国时,在重庆看到这座闲置的医院后,立即向学校写了关于重新开办医院的建议报告,并得到学校和教会的批准,宽仁医院重新开张。

192511月,马克思.金初锐医生来到重庆负责医院管理期间,医院发展迎来历史性转折。他首先意识到,外国医生不能长久在医院工作,医院必须由中国人来管理医院,成为首个提出西医需本土化的院长,所以他聘请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华西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中国医生来院工作,并选派一些医生到北京、成都进修培训。后任医院高层管理者和专家的李之郁、贾志钦、李士希、熊学慧均是当时受聘的中国医师。他还建立重庆市第一个医院化验室,自费为医院购置第一台X光机和一台发电机。

宽仁医院的兴办产生“蝴蝶效应”。l896年,重庆第二家西医院,后更名第五人民医院的仁济医院开张;清末民初创办的道门口中医院,1929年改为中西医结合。西南医院的前身国立中央医院在抗战时期从南京迁渝……解放前,23家西医院先后屹立于重庆大地。

宽仁医院的开办,打开了西医发展的局面,使国人逐步接受、学习、推崇西医,并使得西医由城区逐步扩展到重庆周围各县。贝西尔(GC-Basil)在《外国人看重庆》一书中提到:“连穷乡僻壤的中国人,都知道了一些外国医药的价值,不论什么职业的外国人,出门的时候,每到一处村庄,总有乡下人绕着,索取碘酒,金鸡纳霜之类”。一般民众都知道“外国医院对于看护孕妇与助产工作甚为擅长”,作为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宽仁医院的医生也致力宣扬现代卫生知识。1935年,重庆霍乱大流行,在城区两路口、南纪门、临江门、朝天门、太平门设防疫注射点,为过往行人免费注射霍乱疫苗三天,其中重庆宽仁医院担任预防注射任务。总的来说,宽仁医院的兴办,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建立,对重庆医学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

歌乐山森林公园内,宽仁医院门柱坐北朝南,砂岩质,由6块高约0.6米的字形砂岩相叠而成,顶端置边长0.53米的二层台一个。该门柱上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的宽仁医院,下方为林森署名及印信。


重庆大轰炸时间流动手术队自白市驿救护归来

1939年初,日机轰炸重庆,为了更好抗战,宽仁医院奉命迁址于歌乐山上,到抗战结束后,医院迁回戴家巷。当时,医院组织急救队、手术队和医疗队三支队伍,分驻本院、陈家湾男子中学和歌乐山,开展救护伤员的工作。宋美龄专门为医院赠送了救护车,转移伤员。

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中,医院仍不忘发展,鼓励学习。据宽仁医院当年的护工刘大宾回忆,“鼓励工人学文化的,重庆有两处,一是民生公司,二是宽仁医院”。1939年,刘大宾经人介绍进入宽仁医院,由于当时中国没有现代制药业,医院就创办“制药厂”,配制一些简单的药品,医院人手少,像刘大宾这样的护工也得在实践中学,帮忙配制碘酒、咳嗽药等药物。他还提到,“不论是药品还是病历,都是英文写的,医生护士的交流也夹杂着英语,所以护工兼做“制药厂”还要懂英语。”刘大宾说,直到现在,还能辅导读高中的外孙。

人才培养成就了“重庆条件最好医院”威名。抗战期间,宽仁医院承担了很多救治爱国将士、革命先驱的艰巨任务。如医治陈独秀。

19392月,因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入狱八年的陈独秀,身患重疾进入重庆宽仁医院住院治疗,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朱蕴山来医院看望过。

两个月后他回到江津石墙院,并被查出患有高血压。同年冬天,陈独秀又感不适。朋友邓仲纯劝他再到宽仁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他却含含糊糊不置可否。一因经济状况不允许,二因求助朋友,他难开其口。

但他深知,自己病情不妙,血压大幅上升,脑袋晕眩得厉害。听附近双石场上一位土郎中说,胡豆花泡水喝可治。胡豆花不要钱,于是乱投医。

第二年,五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在写作时陈独秀昏倒在地。妻子潘兰珍乱了方寸,喊来滑竿,急忙抬进县城。此时,作为同乡同僚的邓仲纯也紧张了,他跑到江边又雇了一条双飞燕船连夜漂到重庆,再一次把陈独秀送进了宽仁医院,住进2号病房。在医院周纶医生、曾定夫院长两位名医的全力治疗下,陈独秀的病情大为缓解,数日后康复出院返回江津。

陈独秀到渝治病期间,数家报纸争相报道,热闹了宽仁医院,引来了国内高层。张继、朱家骅、郑学稼、张国焘、董必武、朱蕴山等前来探望,连柳亚子、张澜、黄炎培、鲜英也来了。

1942518日,陈独秀病情又告急,潘兰珍又雇人下重庆请周纶、曾定夫两位名医到石墙院诊治。因医务繁忙两人未能前来,但托人带回治疗方案,并赠药品若干。周纶医生甚至还把他为夫人治高血压的针剂也送给了陈独秀。但由于病情严重,27日陈独秀不幸病逝。

宽仁医院为革命先驱治疗,最早要追溯到1916年。护国军将领刘伯承在讨伐袁世凯的丰都战役中眼睛负伤,慕名经长寿来到宽仁医院。

刚进门,眼前的军人,时任院长马加里完全不识,但眼珠完全坏死,伤口已长出新息肉的严重伤情和手术时不用麻醉剂的请求,让马加里印象深刻。

马加里疑惑:把坏死烂肉和新生息肉一刀刀割掉!你能忍受?

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马加里颇受感动地说:想必疼痛难忍吧?

刘伯承笑答:才割了七十四刀嘛,小意思!

马加里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道: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此时,刘伯承才告诉马加里自己的真名,并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如实相告。马加里听后感叹地说:你真是军神,军神!

战争胜利后,川滇护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在重庆宴请军政各界、社会名流、驻渝领事及有影响的外国人,马加里亦在受邀之列。

偶遇熊克武,马加里对其说:贵国有红脸关公刮骨疗毒,今生我算是荣幸地见着了活关公。以我们民族的眼光来看,刘先生堪称军神从此,刘伯承活关公“军神”便被国人铭记。

医院美名广为传扬。国画家张善子在歌乐山院区接受治疗;沈钧儒的儿媳在宽仁医院顺利生产,沈钧儒为孙子起名;中苏双重谍报员高清重病住进宽仁,康复走出医院;巴金和夫人的小女儿李小林诞生于此;谢冰心把宽仁医院当做“舒适、温暖、快乐的家”……

青瓦、粉墙,高大的银杏、香樟等树木围绕……位于永川区松溉镇文昌街的陈家大院,就是陈文贵出生的地方。

解放后,医院相继更名为川东医院、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发展史,陈文贵为川东医院第一任副院长,彭运煊为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第一任院长。两位出色的医学家和院长为重医附二院的发展写下辉煌篇章。

探寻陈文贵,首先从一场“战役”开始。1941114日,湖南常德县城上空,日军飞机散播1.6公斤鼠疫菌,2810人染疫。“吉林、浙江等地6次细菌战的染疫者共计25946人……”日本731部队所属陆军军医金子顺一少佐,在论文《PX之效果略算法》(P意为鼠疫,X意为跳蚤)一文中也如此写道。

时任重庆川东医院副院长的陈文贵,得知疫情后立即率队前往调查,并亲自主刀对尸体进行解剖,将患者肿胀的淋巴结穿刺血液注入豚鼠体内,豚鼠于5日后死亡;病人涂片上的杆菌和病理学的鼠疫杆菌完全相同……通过系列实验,陈文贵发现,这些病人均死于世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杆菌所引起的败血性感染!

此外,根据敌机空投地与发病地点相同、从空投到发病的时间与鼠疫菌感染潜伏期一致等证据,陈文贵确认:这一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是敌机通过抛撒染有霍乱和鼠疫菌的垃圾导致居民感染所致。

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的陈文贵义愤填膺,亲自执笔撰写了近万言的《湖南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交给国民政府卫生署。这份长达万言的报告书,第一次真实确凿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军在朝鲜也进行了细菌战,为此,中央卫生部派陈文贵赶赴朝鲜,负责防疫检验任务。

肩负重任的陈文贵冒着被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前往受细菌侵袭的现场,搜集美军空投的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并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从昆虫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等毒力很强的病原体,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为此,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颁奖和宴请,朝鲜人民政府特授予他二级国旗自由勋章,川东医院名震全国、全世界。

彭运煊,出生在四川省永川县西北乡(今属重庆市永川区)一个封建家庭。材高瘦,五官端正,头发卷曲,皮肤白净,气质儒雅。1928年,考入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攻读医学博士8年。

1955年,更名为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彭运煊担任院长。

作为中国早期受到正规、系统西方医学教育的人员,彭运煊医德高尚,工作勤恳,技术精湛,淡泊名利,因此美国教会院方和中方都很看重他、信任他。据其夫人回忆,“他川东医院院长,是美方、中共领导和医院同仁共同推举的结果。彭运煊任川东医院院长的委任状还由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签署的。”遗憾的是,该委任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

川东时期,医院出现“新政”。比如取消原教会医院举行的传道、礼拜、读圣经、唱诗、祈祷、忏悔等宗教仪式和活动,提高工友文化。举办扫盲学习班,从汉语拼音到识字读书,每天晚上医院礼堂书声朗朗。开办图书室、俱乐部,举办各种文艺活动、篮球友谊赛、联谊舞会。20世纪50年代初除四害、讲卫生活动开展,彭运煊带头参加,努力整治医院卫生环境。医院还组织大年初一早晨团拜活动,将职工的心凝聚在一起。这些改变,充分调动了医生和职工的积极性,人人爱院如家。

进入新中国,川东医院成为宽仁医院建立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期,医院的制度体系越来越健全,道路越走越宽广,发展态势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顺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1985年,医院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999年履新的任红院长说,无论名称如何更变,宽厚仁爱的文化基因不会,明信百姓的初心不会变。


重医附二院-大门

新时代下,如何让医院发展与人民健康、社会公益形成最大公约数,是任红一直深思的问题。

出路来自创新。积极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医,成立重庆宽仁康复医院、重庆宽仁妇幼医院,重庆宽仁眼科医院也会相继问世。探索出混合所有制,为不同层次需求的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在管理模式上,采用“1+N”模式(1名副院长和3~4名专家)对秀山、奉节、巫山、石柱四县医院进行托管,以提高托管医院医疗质量,满足当地百姓的就医需求。

在发展上,拓展规模,创办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分院——江南医院,每年可满足上百万人求医问药。巴渝民居的“吊脚楼”不仅具有艺术美,更有“人情味”,方便市民看病,减少奔波之苦。

    在服务方面,每年提供免费义诊、专家讲座、系列救助活动。面部烧伤毁容患者田小莉、重症山村教师豆洪波、梁平大舌头女孩汪三珍、万州烧伤儿童杨林、垫江“八年乞讨替亡夫还贷”的肢残盲妇周安会,至今都感谢医院为其重获新生。

四川汶川发生地震,重医附二院在第一时间组织医疗队,与医用物资车一道,冒着倾盆大雨赶赴德阳救灾前线,看见遍地的帐篷、受伤的灾民和呼啸而过的救护车,全体医疗队员忘记了一夜未眠的疲惫,立即投入救护中……

由重医附二院等组成的中国(重庆)援外医疗队,在援助期间,克服当地手术器械不全、药品短缺、检测手段不足等困难,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出色完成各项援外医疗任务,被外交大使高度评价为“外交战线上的医一只骑兵”。

百年峥嵘岁月,创建于国难时,成长于新中国,发展于改革开放,壮大于世纪之交的重医附二院,风劲更扬帆,筑起了关怀专注创新的纲、克宽克仁的魂。在横跨三个世纪的风雨中,更成为医院屹立于中国医学界的独特风景,生机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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